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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

  本文借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阐释了其概念、特征及形态演变,并从议程设置、议题的呈现与探讨、议题的质疑与争辩以及国家和政府角色四个维度分析了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构建和维持。
  关键词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构建与维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当前,科学传播愈来愈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这一理念十分接近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所阐释的平等、批判与互动的价值理念。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若能参照哈氏的理论,吸引更多的一般公众参与科学议题的争论和探讨,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理性精神的公共领域,将从根本上促进人们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理解,推动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在公众中的有效传播。
  一、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阐述的概念,原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后哈氏将此概念拓展为对所有公民开放而形成的场所,指的是一个公众对一般社会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和批判的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哈氏同时认为,“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它是自由多样、富有弹性的社群关系和意见场所,人们作为公民来讨论社会普遍的利益问题,最终形成公众舆论。
  在哈氏的理论中,“公共领域”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平等参与、二是民主批判。前者指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在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里,公众能够在“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的交往形式下交往,他们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辩论;后者是指公共领域中,人们以批判为目的,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讨论依据的理性尺度,并形成真诚坦率的商讨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之外的理性判断。
  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还需拥有可供自由交流沟通的媒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舆论。在哈氏的论述中,早期的公共领域是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公共空间。但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型。如今,公共领域的形成已经离不开各类大众媒介,“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通过媒介通道建立完成后,一个活跃的公共领域还有赖于其参与者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自由辩论和充分交流,通过理性批判和公共辩论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公共舆论。
  二、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
  科学传播是“运用适当的技术、媒介、活动及对话,以产生个人对科学的AEIOUA-Awareness(意识),E-Enjoyment(乐趣),I-Interest(兴趣),O-Opinion-forming(意见),U-Understanding(了解)回应,其主参与者包括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一般社会大众。
  循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应是指科学家(科学共同体)通过一定的媒介平台与社会大众对话、互动交流的开放空间,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平等交流互动的科学论坛。其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是吸纳一般社会大众对科学传播的有效参与,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搭建一个开放性的、洋溢着批判理性的公共舆论场。在此之中,“人们可以识别出各种科学技术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进而从根本上引发人们对科学的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以及理解,从根本上促进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公众中得到有效传播”。
  与一般情境中的公共领域一样,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同样具有平等参与和民主批判两个显著特征。“平等参与”求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普通公众之间地位对等,消弭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威权,使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各方有平等对话的机会和权力;“民主批判”则求改变科学的“天使形象”,去掉其神圣、绝对正确、必然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刻板印象,防止科学沙文主义。事实上,科学传播的实践一再证明,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和一般社会大众之间的平等互动、双向对话以及对科学本身的内省和理性批判,是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得以建构和维持的前提和基础。这可以从英国公众理解专家约翰·杜兰特的“民主模型”中找到理论依归,该理论是其继上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一个重科学传播模型,强调一般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
  需说明的是,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建立与维护需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一般公众之间相互信任,“不以知识歧视为前提,不讨论谁比谁可耻、愚昧”。此外,由于科学共同体内的传播仅适用于同行评议模型,不满足“公共领域”建构的充分必条件,因此,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建立只能以大众传播的介入为前提,从而吸引为数众多的一般公众参与。亦即是说,构建公共领域的科学传播主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
  三、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嬗变
  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的渐进过程。从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看,其走过了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reflective)科学传播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基于小科学之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各个都是“圣僧”,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和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前期,科学传播的理念依然预设了一个科学知识单向传播的线性流程,使得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无法填平。
  因此,无论是传统科普阶段,还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早期,由于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公众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别,使得公共领域的形成缺乏先天基础。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逐步形成和真正建立,是在其进入有反思的科学传播阶段后发生的。这一时期的科学传播理论模型已经从最初的中心广播模型和欠缺(缺失)模型过渡到对话模型(即上文曾提及的“民主模型”),科学传播的立场也从国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立场转向公民立场。此时,所有条件已基本具备,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至此开始真正形成。 但总的来说,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十分缓慢。此前,传统媒体无法为科学传播提供一个双向信息流动的沟通平台,咖啡馆、图书馆、茶室、学校等具体场所则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公共舆论。互联网的出现终于使科学传播的主客体有了大致平等的话语权,有关科学议题的公共讨论开始变得空前活跃。
  从建构主体、话语主题和参与方式三个维度考察,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演变过程如下(表1)四、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
  (一)公共领域的议程设置
  在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中,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议程设置”理论来自政治学,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对其进行了精辟阐释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即它所具有的构建公众思想和引发他们的认知变化的能力——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换言之,“议程设置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物和形象”。对于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建构而言,那些得到媒体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议题,在一段时间内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性也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力的问题或议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媒体报道什么科技新闻或科技知识,不报道什么,何时报道,怎样报道,无不围绕着编辑预先设置的议程进行,它决定着科学传播从选题策划到制作发布的整个流程”。同时,大众传媒在进行科学传播时,常常需按照传播规律对科学信息进行二度创作,将科学话语转换为传媒话语,这一过程中往往出现诸多问题,影响到科学传播的有效进行,如以想象与猜测重构科学内容等等。因此,科学传播中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和引导,注重建立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传媒之间的整合机制首先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应将如何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科学传播纳入自身工作范畴;其次,媒介工作者应努力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与理性思维,进一步了解和领悟科学内涵与精神,在传播过程中主动加强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沟通,尽量保持信息的客观性,防止因人为因素改变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总之,在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构建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应基于公共理性的立场对科学技术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课题等提供公共议题。
  (二)公共议题的呈现与讨论
  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作用是借助自身的力量,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等方式来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和争端,在博弈中寻求各方的共存、依赖及博弈结果的“正和”。这就需建立有效的讨论平台,为民众参与公共领域提供一个合适的空间。从本质上说,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也无法被操纵,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新兴起的互联网公共论坛来保障其形成和发展。具体而言,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是由各种非官方机构或组织构成的私有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沙龙、大众传媒等。此外,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以及一些由公众自愿组成的协会也都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平台。在这些载体和平台上,科学传播中的科学议题被陈列和探讨,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讨论,形成公共舆论,进而达成科学共识。从当前的科学传播实践来看,大众传媒仍然是公共议题最主的汇集和呈现者。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求大众传媒为公共问题与公共议题的形成创造条件,保持公共议题的可竞争性以及公共讨论所呈现的公共理由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在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构建过程中,需大众传媒创造一种自由、轻松而开放的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使公民自由而真诚地表达他们对于公共问题的理解。同时,大众传媒有义务用大众化而非专业化的语言,保证公共讨论过程中公共理由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
  (三)对公共议题的质疑与争辩
  上已述及,科学传播中的公共议题一般是在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的参与下,由大众传媒完成“选择性”设置的。在互联网时代,一些有关科学的议题可能由一般公众通过互联网形成和酝酿,在大众传媒介入放大后成为而更为广泛的公共议题(如SARS事件前期)。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科学传播体制中,公共议题仍由大众传媒和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主导,一般大众在信息的接受和意见的表达方面仍然处于下位,缺乏对公共议题的质疑和争辩。因此,在构建科学传播的公共领域时,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平台建设,使一般公众对公共议题享有充分知情权和参与权。这就求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议题的汇集和呈现者,有义务保证公共议题呈现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公正对待普通公众的质疑和监督,给予普通公众平等机会来审视公共议题,尊重普通公众质疑和监督的权利。发达国家科学传播实践证明,若缺少普通公众的质疑和批判,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便很难提出正确合理的公共议题,从而造成政府所制定的不合理科技政策无法得到及时纠正。科学共同体所提出的公共议题之所以需接受普通公众的理性质疑和监督,不仅是因为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局限性所致,而且也因为科学共同体所提出的公共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在应对复杂科学公共议题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局限性更会暴露无遗。因此,允许甚至鼓励一般社会公众对各类公共科学议题进行广泛的质疑和监督,在出现错误的科学舆论导向时及时进行纠偏,是合理构建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重保障。
  (四)不容忽视的国家和政府角色
  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构建不仅需公众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和公民意识,还需社会具备能够支持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行为的软环境,亦即社会和国家能够为公众提供足够多科学技术信息环境。因此,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必须从政策上、法律上为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给予其更大的自治空间,使其在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享有对科学议题的自主讨论权,成为介于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缓冲领域,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科学信息的流动和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制定进行监督和调节。当国家介入社会越轨时,它可以表达社会的观点,向国家表示理性回应,促使国家权力理性化;当科学传播中的公众舆论出现失范时,它可以吁求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亦即,通过国家和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抑制科学传播中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保证各利益团体协调发展。为此,政府通过制度化建设主动为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生长提供广阔的空间;通过相应的政策给予大众传媒相对独立的地位,建设一种独立开放的传媒体系,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开放的媒介途径。同时,政府辅助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严守科学精神和道德操守,另一方面敦促整个社会对科学传播中的公共领域保持更加宽松和宽容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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